2012年底，旨在整饬政风的八项规定出台，一时间，全国各地迅速开启“自我净化”模式。其中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关于领导干部的婚丧嫁娶有关禁令达数百个，“报告制”“限桌令”“限礼金令”“限客令”等做法已到“耳提面命”的地步。然而，仍不断有官员违规办宴，刷新着公众的认知。

十八大以来，在中央纪委网站历次通报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中，“大操大办”婚丧嫁娶“案发率”和受处分人数长期稳居前列。据记者不完全统计，3年多来，各地查处的此类问题已近万起，被追责的党员干部逾万人。

2016年6月2日，中央纪委对6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公开曝光，其中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“大操大办”的身影：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党委书记、局长郭建分批多次为其子大办婚宴问题。4月19日晚，郭建在保定市地球村酒店设席5桌，宴请保定市商务局原同事；5月6日晚，在徐水区成宝酒店设席6桌，宴请原徐水县宣传部和文广新局同事。5月16日中午，又办婚宴18桌。3次宴请共计29桌，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、下属人员礼金共计8100元。保定市纪委给予郭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婚丧嫁娶乃人生大事，郑重操持本不为过。那么，如何判定领导干部举办的婚丧喜宴属于“大操大办”？怎样才能做到不踩纪律“红线”？

判断“红白事”是否属于“大操大办”有六大标准

怎样算是“大操大办”？中央纪委网站曾刊文介绍，有专家对判定“红白事”是否属“大操大办”给出六条基本判定标准：一看操办“红白事”是否使用公款；二看是否使用公物，如公车等；三看是否使用公产，如免费使用礼堂等；四看来宾中有无管理和服务对象，是否收其礼金礼品，特别是有无借机敛财；五看来宾中有无使用公物；六看是否影响他人休息、破坏环境等。

有地方纪委还出台相关规定，要求各级严格执行“七个严禁”：即严禁以分批次、多地点等方式变相突破规定的规模；严禁以任何方式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、下属单位干部职工参加婚丧嫁娶事宜，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的礼金，借机敛财；严禁动用公车、公物、公款等公共资源；严禁以单位名义赠送礼金、礼品；严禁在本单位或其他单位报销或变相报销费用；严禁影响正常公务活动、单位工作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；严禁搞有损社会公德的庸俗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。

一位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认为，“严禁大操大办”的法理依据出自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。其第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，不准有“大办婚丧喜庆事宜，造成不良影响，或者借机敛财”等行为。

中央纪委法规室编写的《〈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〉释义》提出，这里所称的“婚丧喜庆事宜”，除了包括结婚丧礼外，还包括父母、配偶、子女过生日，子女上大学，乔迁新居等各种与亲朋好友共同庆祝的事宜。所称的“大办”，是指大大超过了当地一般群众举办类似事宜的规模或消费标准。所称的“造成不良影响”，是指在群众中或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，损害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。所称的“借机敛财”，是指借办理婚丧喜庆事宜，收受各种名义的礼金、红包、贵重礼品等物质性利益。

哪些人不准“大操大办”？《廉政准则》适用对象为县（处）级以上以及人民团体、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（处）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。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，县（市、区、旗）直属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，乡镇（街道）党员负责人，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则参照执行。这也可以视作中央法规层面“严禁大操大办”的对象范围。

记者发现，无论是《廉政准则》，还是后续出台的《坚决制止领导干部借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收钱敛财》等规范性文件，均态度坚决、要求明确，但考虑到各地风俗习惯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，故而都未对“违规行为”列出具体界定标准，而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标准。

各地因地制宜给出大致三类具体“操作办法”

目前，不少地方都结合实际出台了具体的“操作办法”，一些地区还形成了“报告—公示—曝光”机制，即摆酒前先报告，然后公示准备办多少桌、准备请哪些人，最后纪委通过明察暗访和举报把关，及时曝光、处罚违禁官员。

从“报告”程序上看，有地方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活动前，必须向所属党组织申报，说明时间、地点、邀请人员范围及数量。例如，陕西宝鸡市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操办婚礼的，应当在操办婚礼5个工作日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申报，说明操办事由、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员范围、宴请人数以及其他本人认为需要向组织说明的情况，承诺遵守相关纪律规定。

针对“曝光”程序，多地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监督执纪问责职能，组织协调各级经常性地开展监督检查，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等操办婚庆喜宴的重要时间节点，集中对各地各单位作风建设情况，以及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活动情况进行明察暗访。凡发现在婚丧喜庆活动中不按规定报告、报告与实际不符、违规操办等方面的问题，一经查实，严肃处理。

而对于党员干部办婚宴能摆多少桌、收多少礼金、请哪些人等具体问题，各地出台的具体“操作办法”大致可分为三类：

一是限定人数桌数。石家庄、贵阳等30余地，都明令限制摆酒的桌数，但摆桌上限，各地不同，多限定在20桌左右。湖南还细化要求，干部办红白事，一方办宴禁超200人（20桌），两方合办禁超300人(30桌)。山西吕梁则限定了每桌标准，含烟酒在内禁超1000元；

二是限定礼金金额。如广西河池市规定，亲戚以外人员参加干部职工操办的婚事，馈赠、封送的礼金或同等价值礼品每人次不得超过100元。湖南岳阳市出台的《岳阳市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暂行规定》，明确规定礼金标准原则控制在每人200元以内；

三是限定宾客身份。在各地要求“官员婚丧嫁娶不得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”的基础上，20余地区还规定禁邀“同事”。新疆阿勒泰规定，同事、同学及好友可到场帮忙，但禁止随礼。湖南、湖北等地还细化了亲属范围：直系亲属、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近姻亲。

除要求向纪委报告、限定人数桌数等较为常见的规定外，一些地方还对宴席的档次、标准作了规定。而在适用对象方面，不少地方将范围划定为“党和国家工作人员”，一些地方更是明确将离退休人员、农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、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等纳入监督范围。

党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的违纪行为该如何处分？

新颁布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八十五条是对党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，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、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，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，直至开除党籍。

根据中央纪委网站介绍，首先，本条是在原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八十一条基础上修改而成的，将原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修改为“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”，重在强调，除利用职权以外，利用职务所形成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也是禁止的，以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；对原第二款未作修改。

其次，本条对党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的三类违纪行为作出了处分规定。一是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。此类行为无论是否大操大办，也无论是否收送礼金，只要该婚丧喜庆事宜是党员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操办的，如：使用管理服务对象的人力、物力，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。二是借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之机敛财的。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行为人通过较大规模或者多次请客等形式，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收取较大数额礼金。三是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，有其他侵犯国家、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，如因操办婚丧喜庆事宜，干扰和妨碍正常的生产、生活、工作、营业、教学、科研、交通秩序和其他正常秩序的，或者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其他重大事故的，等等。

应当指出，禁止党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，或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、集体和人民利益的行为，并不是禁止传统民俗。只要注意党员，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形象，注意可能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，搞简朴、正常的婚丧喜庆事宜，一样体现传统民俗。（来源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）